根据最近一项来自Z世代智库 Irregular Labs的研究指出,75%的受访者表示参与政治或社会运动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年轻一代不再对社会冷漠,Z世代已经从沉默中醒来并发声。这些出生于90年代中期到2010年的政治社运人士, 他们准备好诉求那些不易得的事实真理,并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抗议而辍学,成功地在全球舞台上获得影响力。

当格蕾塔桑柏格Greta Thunberg正领导著全球气候变迁行动主义时,其他人正影响着世界,从女性月经贫穷到跨性别平权、还有杜绝童婚等议题。

Vogue 访谈了三位Z世代的政治社运人士。

Amika George
Amika George 今年仅19岁,在2017年推出#FreePeriods运动,游说英国学校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经期用品。这位剑桥大学的学生还获得了比尔及梅琳达盖兹基金会的守门员政治社会运动奖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Goalkeepers Campaign Award。

“我在2017年开始了#FreePeriods运动—推动结束英国的月经贫穷。当时我17岁,我读到一篇文章,报导指出英国的孩子因为负担不起经期用品的费用,每个月有好几天上课都缺席”George表示,她现在19岁。

“经过两年反对政府的无作为,我们在唐宁街外抗议,超过2千名年轻人穿着红色衣服,以歌声喊唱出我们的要求。在与国会议员会面后,因为西敏的国会墙内完全没有提供任何长远的保证,我们发起了一项法律挑战,与人权律师合作,说服政府采取行动。终于在2019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从2020年初开始,所有的学校和学院都将提供免费的经期用品。”

“曾经,我不认为像我这样的十几岁少女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我们做到了,我很期待我们能将#FreePeriods继续壮大,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对月经贫穷采取行动,让所有的儿童都可以不受经期影响上学的权利。”


Elle van der Burg
这位20岁的约翰尼斯堡人 – 从15岁就开始从事模特儿工作 – 希望提高南非对性向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差异给予重视和了解。

“我想要诚实地代表跨性别者,并非与羞耻连结,或是在媒体上被轻易消费。虽然这很理想主义,但我真的只是想要一个允许同性恋存在,而且不需要被保护或是需要解释我们自己的世界”van der Burg说。

“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解释我的性别认同与我的性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特别是对于跨性别人士,存在着这样危险的误解,认为我们的性别认同只是同性恋的极端表现。我认为人们与性别认同和性向光谱之间的对话经验还不够。”

“在南非,很多讨论都是僵化和充满预设性的。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模式很危险,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南非的跨性别人士极度缺乏被代表发声,没有足够的机会来纠正错误的观念,这是我为什么在我的社运中如此强调区分的主要原因。我希望人们能够就性向和性别,开启公开且有意义的对话;我不认为这应该被用来认可或证明彼此。”

“身为一名模特儿,我最近参与了多芬Dove #ShowUs的活动(点亮了纽约时代广场的两个广告屏幕),广告以我们希望被看到的方式凸显出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士,真的很令人惊叹。我也曾经是MTV非洲人民与父权计划的一员,并且即将与MAC在非洲合作。”


Hadiqa Bashir
这位17岁的巴基斯坦社运人士在斯瓦特山谷,也是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的家乡,挨家挨户的敲门,要求终止童婚,让女孩们能够且鼓励完成她们的学业。

“我为反对童婚而奋斗。当我年纪刚到11岁时,我被求婚了。”Bashir解释道“那位男子是名计程车司机,我的祖母告诉我的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求婚,应该要答应,而我的父亲看起来很满意。那时我的叔叔告诉我有关童婚的法律,我告诉我的父亲和祖母,如果他们把我嫁给了那名男子,我会向他们提起诉讼。我的叔叔是一位长期的维权人士,他支持我并告诉我的家人,童婚是一种犯罪。”

“现在我挨家挨户地对每个母亲、父亲、叔叔、阿姨和祖父母谈论早婚和强迫性婚姻对儿童的健康和福祉的负面影响。我已经与立法人士会面并说服他们在会议上就女孩友好法律以及〈巴基斯坦的〉童婚约束法案发言,将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8岁,同时对早婚处以罚款和惩罚以防止早婚的增长,目前对早婚罪的罚款只有区区10美元。”

“我14岁时开始了一项名为Girls United for Human Rights的活动,目标在挽救数百名女孩的生活并帮助她们入学。我因为这项工作赢得了许多奖项—和极端主义者的威胁—但我相信,最大的奖励是当变化真正发生,每位在我这个年纪的女孩都在学校,而不是被迫结婚成为一名妻子,年轻妇女和女孩将不再被噤声,这股动力在我们明亮的眼眸和年轻的希望中打转。”